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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服务是指应用各种心理学理论及方法,对个人、家庭、团体或组织提供服务,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和自我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提升整个社会心理满意度与幸福感。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需要创新社会心理治理,从群众的角度研究社会心理的规律性,从而提升社会心理服务水平,为群众提供符合需求的心理健康服务。
社会心理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服务,提升社会心理服务水平,更好的为群众提供多种心理健康服务。
作为公共部门的主体,政府理应承担起社会心理服务的总供给者和总筹划者的职责。这是服务型政府在政府职能变革过程中需要充分重视的一点。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容、形式和途径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里提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有别于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综合性社会评价指标,也是区别于公共交通、基础疫苗之类物化的、可见的传统公共物品。衡量社会心理服务的供给合格与否,也应当从这些指标着手进行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的具体要求,也体现了破解经济增长未能带来幸福感提升这一“幸福悖论”的战略性举措。
在当下国际社会,公共政策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即注重以满意度、信任感等体现公共利益与主观体验的社会心理指标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利用相应的心理学效应与技术以提升公共管理质量、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这通常被称为是行为公共政策,即注重从具有价值观、意义感和情绪体验的“行为人”,而非只考虑经济收益与执行效率的“理性人”视角出发设计、执行和评估的公共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的推行成本、放大政策的社会效益、提升政策的获得感。这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宗旨不谋而合。
因此,重新定位和梳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与思路。只有明确了社会心理服务的公共服务定位,才能为这一体系的建设提供最强大的国家支持,从而打破纯市场化、社会化运作带来的碎片化、零散化服务弊端。在此基础上,就需要厘清社会心理服务的哪些类型、哪些层次、哪些事务可以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并通过公共政策的顶层设计进行强有力的输出与监管。为此,应进一步探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相关社会心理指标,科学测算财政支持的额度,划定相应财权事权,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增加和创新作为新型公共服务的社会心理服务供给,最终形成一个专业化、多类型、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探索出一条适合的、能够满足人民群众要求的社会心理健康发展之路,提高教育系统心理服务网络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社会心理服务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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